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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綢之路

書號(ISBN):9787308161459

作者:彼得.弗蘭科潘

出版社:浙江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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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法分類:

內容摘要

兩千年來,絲綢之路始終主宰著人類文明的進程。不同種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帝王、軍隊、商人、學者、僧侶、奴隸,往來在這條道路上,創造并傳遞著財富、智慧、宗教、藝術、戰爭、疾病和災難。 絲綢之路讓中國的絲綢和文明風靡全球;羅馬和波斯在路邊締造了各自的帝國;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沿著絲綢之路迅速崛起并傳遍世界,融匯出耶路撒冷三千年的歷史;成吉思汗的蒙古鐵蹄一路向西,在帶來殺戮的同時促進了東西方文明...

讀者試讀

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第一章 絲綢之路的誕生
自文明伊始,亞洲的中心就是帝國的搖籃。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孕育的美索不達米亞沖積平原,為文明本身的出現提供了土壤,正是在這里,誕生了人類最早的村鎮和城市。系統化的農業出現在美索不達米亞并擴展到整個“新月沃地”——這是一片水源充足的沃土,從波斯灣一直延伸到地中海沿岸。在差不多4000年前,巴比倫國王漢謨拉比在這里頒布了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法律,為他的臣民制定了詳細的行為規范,并對違法者實施嚴厲的懲罰。
在所有崛起于此的王國和帝國當中,最偉大的莫過于波斯帝國。公元前6世紀,波斯人從今日伊朗南部的家園迅速擴張,統治了鄰國,將勢力延伸到愛琴海岸,征服埃及后一路向東,直抵喜馬拉雅山山腳。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認為,波斯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他們的開放態度?!安ㄋ谷耸謽芬饨邮芡鈦淼娘L俗習慣”,他寫道,如果他們覺得某個被征服者的服裝樣式更好,他們就會放棄自己原來的服飾,這使得他們能夠借鑒米底亞人(Medes)和埃及人的穿著風格。
波斯人之所以能夠建立起一個多民族合作、運轉平穩的帝國管理體系,主動接受新的思想并進行新的實踐是一個重要因素。受過良好教育的官員們監督著帝國的日常運轉,從記載如何給皇室侍從支付酬勞,到監督市場進出貨物的數量和質量;他們還負責監督維護、整修帝國內縱橫交錯、令古代周邊國家羨慕不已的道路系統。
將小亞細亞沿海地區與巴比倫、蘇薩(Susa)和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縱橫相連的交通網,使人們可以在一周內到達1600英里以外的地方。希羅多德將此成就視為奇跡:雨雪、高溫和黑暗都不能減緩消息傳播的速度。農業生產的投入和先進的灌溉技術提高了農作物的產量,吸引了周邊地區越來越多的人口,進而促進了城鎮的成長。人口不僅來自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兩岸的富足農區,還來自烏滸河(Oxus)和藥殺水(Iaxartes,即現在的阿姆河和錫爾河)山谷,以及公元前525年后被波斯軍隊占領的尼羅河三角洲??傊?,波斯帝國是一片富庶的土地,連接著地中海和亞洲的心臟。
波斯還是一座代表著穩定和公正的燈塔。貝希斯敦山(Behistun)上那塊分別被波斯語、埃蘭語和阿卡得語三種語言所雕刻的石碑,記錄了古波斯帝國國王大流士如何平定暴亂和起義、擊退外國入侵者、公平對待窮人和權貴。碑銘要求確保帝國安全,公正地善待子民,因為正義是帝國的基石。帝國對少數族裔的包容同樣令人稱道,某位波斯國王被稱作“彌賽亞(Messiah)”,即“得到上帝祝福的人”,他的包容政策曾讓在猶太人從“巴比倫之囚”中獲得自由。
古波斯帝國的貿易繁榮昌盛,為統治者的軍事遠征提供了財力支持,而遠征本身又為帝國帶來了更多的資源。貿易的繁榮同樣助長了統治者的奢靡之風。在巴比倫、波斯波利斯、帕薩加第(Pasargadae)和蘇薩,一座座華麗的建筑拔地而起;在蘇薩,大流士國王還用埃及的上等烏木和白銀、黎巴嫩的雪松、巴克特里亞(Bactria)的黃金、粟特(Sogdiana)的青金石和朱砂、花剌子模的綠寶石以及印度的象牙修建了精美絕倫的宮殿。據希羅多德說,波斯人以享樂聞名,僅僅是聽說一件新的奢侈品便能沉迷其中。
支撐著商業帝國的是野心勃勃的軍隊,它們推進并保護著帝國的邊界。波斯帝國的北方一直存在隱患,西伯利亞稀樹大平原是以放牧為生的游牧部落的地盤,他們占據著從黑海經中亞直到蒙古的半干旱草原。這些游牧部落十分殘暴,據說他們喝敵人的血,并把敵人的頭皮做成衣服,有時甚至還會吃掉自己的父親。不過,與游牧民族的交往情況比較復雜。盡管史料說他們混亂無序、喜怒無常,但他們卻是牲畜特別是優質馬匹的重要供應者。當然,游牧部落也會帶來災難,比如公元前6世紀,波斯帝國的締造者居魯士大帝就在試圖征服斯基泰人(Scythians)的戰役中被殺,他的頭顱被兜在一個盛滿鮮血的皮囊中。一位學者這樣諷刺道:現在,他對權力的渴望終于被熄滅了。
然而,這一罕見的挫折并沒有遏制波斯帝國的擴張。希臘的指揮官們帶著恐懼與崇敬交織的復雜心情遙望東方,希望能學到波斯人的戰爭策略及軍事技術。埃斯庫羅斯(Aeschylus)等希臘詩人用擊敗波斯人來贊美自己祖國的英勇軍隊、展示諸神的眷顧,并在史詩劇和文學作品中弘揚抵抗波斯人侵略企圖的英雄事跡。
“我來到希臘”,狄俄尼索斯在《酒神的伴侶》(Bacchae)的開場白中這樣寫道,“我來自神奇富饒的東方”,一個波斯人享受著陽光的平原,一個在巴克特里亞的、城鎮都有城墻保護的地方,一個從精美設計的樓塔可以俯瞰海岸的地方。狄俄尼索斯所說的地方就是希臘人以前不曾見過的亞洲和東方。

沒有人比馬其頓的亞歷山大(Alexander)更熱衷于閱讀這些描繪東方的作品了。亞歷山大在英明的父王腓力二世遇刺后于公元前336年繼位。當時,這位年輕的將軍對于未來榮耀的追求方向已確定無疑。他對一無所有的歐洲沒有絲毫的興趣,那里沒有城市,沒有文化,沒有尊嚴,沒有利益。同所有古希臘人一樣,對亞歷山大來說,文化、思想和機遇——同樣還有威脅——統統都來自東方。于是,他最終將目光落在了實力最強大的帝國:波斯。
公元前331年,在一次閃電戰中驅逐了波斯的埃及總督之后,亞力山大開始向帝國的心臟發起全面攻擊。決定性的戰役發生在這一年的晚些時候,地點則在高加米拉(Gaugamela)塵土飛揚的平原上,靠近今天伊拉克庫爾德斯坦(Kurdistan)地區的埃爾比勒?。‥rbil)。在這里,他戰勝了大流士三世指揮下的強大的波斯軍隊。勝利的原因也許是他在戰前睡了一個好覺:據希臘歷史學家普魯塔克(Plutarch)說,亞歷山大那天堅持要在打仗前休息,他睡得很沉,手下的將領很擔心,必須使勁搖他才能將他喚醒;精神煥發的他穿上最得意的盔甲,戴上精致的頭盔,“如同最精致的銀器”般光彩奪目,右手握住一柄利劍,率領他的部隊打開了通往勝利的帝國大門。
亞歷山大受教于亞里士多德,肩上一直負載著很高的期待。他未負眾望,在高加米拉擊敗波斯軍隊后又繼續東進。一座座城池向他投誠,巨大的城邦、富足美麗的城市,紛紛拜倒在這個年輕英雄的腳下。巴比倫投降了,城市居民帶著鮮花和花環聚集在通往這座偉大城市的道路兩旁,銀色的祭壇上堆滿了乳香精油和各種香料,裝著雄獅和獵豹的籠子算是上貢的禮物。沒過多久,連接波斯主要城市的皇家大道、連接小亞細亞海岸和中亞的整個交通網絡全部為亞歷山大大帝所有。
盡管某些現代學者把亞歷山大看作是“醉鬼和少年暴徒”,但他在治理新近征服的疆土和人群方面似乎還真有其驚人的巧妙手段。在對待當地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動方面,他通常表現出仁和、寬容和尊重。比如,他對居魯士大帝陵墓的年久失修感到非常不滿,不僅重修了陵墓,而且懲罰了曾經毀壞圣陵的人;當得知大流士是被他的副官謀殺并被扔在一輛貨車里后,亞歷山大下令,大流士三世應當享受符合他級別的葬禮,且必須與其他波斯統治者葬在同一陵園。
亞歷山大有能力在他的治下獲得越來越多的疆土,因為他愿意依賴當地的高層精英?!叭绻覀兿胍刈喼?,而不是僅僅想路過亞洲,”他說過,“我們必須對這些人表現出足夠的仁慈。他們的忠誠才能使我們的帝國穩定長久?!钡胤焦賳T和元老還可以保留職位,繼續管理被征服的城鎮和地區。亞歷山大本人也采用地方傳統頭銜,身著波斯服裝,表示他對地方習俗的認同。他極力避免自己被塑造成一個入侵的征服者,而是一個古代王國的最新繼承者——盡管嘲笑之聲也使人們記起他曾血洗大地并帶來無盡的災難。
要記住的是,我們對亞歷山大征戰事跡的了解,對他的成功和策略的了解,大多是從歷史學家那里來的,這些歷史學家的陳述通常都帶有理想化色彩,常常以極大的熱情描述這位年輕將軍的征戰歷程。但不管怎么說——即便我們應當對波斯崩潰的史料持謹慎態度——亞歷山大向東方疆域持續迅速擴張的故事本身就能打破一切質疑。他是一位精力充沛的新城市的創建者,這些城市通常都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直到今天才有了別的名字,如赫拉特(Herat,意為亞歷山大在阿里亞Aria)、坎大哈(Kandahar,意為亞歷山大在阿拉霍西亞Arachosia)、巴格拉姆(Bagram,意為亞歷山大在高加索Caucasum)。這些臨時建立的堡壘城,以及一直延伸到北部費爾干納谷地(Fergana valley)的被重新加固的城市,都是點綴在亞洲屋脊上的全新網絡點。
新城市的防御能力強大,還建有獨立的要塞和堡壘,這主要是為了防御西伯利亞草原游牧部落的威脅——他們非常擅長向周邊地區發動災難性攻擊。亞歷山大不得不修建防御工事以保護新近征服的領土。而幾乎與此同時,在更遙遠的東方,那里的人們也在擔心同樣的事情。中國已經形成了“華夏”的觀念,以表示自己是文明的世界。為了抵抗來自草原游牧部落的入侵,他們不斷修建、延伸牢固的防御網絡,最終形成了舉世聞名的長城。這種做法的出發點與亞歷山大不謀而合:一味擴張而忽略防衛,終將一事無成。
公元前4世紀,亞歷山大仍在不知疲倦地繼續征戰,他環繞興都庫什山脈(Hindu Kush)而行,又沿印度河谷直下,不停地興建新的要塞并添置駐軍——盡管此時的他已必須時常面對那些思鄉心切的士兵們的哭訴和抱怨。從軍事角度來講,到公元前323年亞歷山大32歲在巴比倫去世(此事件仍籠罩著神秘色彩),他一生的成就絕對稱得上非凡。他東征的速度和廣度令人難以置信。影響更深遠的一點是——盡管常常被人們忽視——他留在身后的那份傳奇,以及古希臘文明如何與波斯、印度、中亞及中國的文明交匯融合。
盡管亞歷山大的突然去世曾引發了一場他手下高級將領間的動蕩和內訌,但另一位領袖人物不久便出現在新征服的東方疆土上:一位叫塞琉古(Seleucus)的軍官,生于馬其頓王國的北部,參加過大帝發起的所有重要的遠征。他在統帥去世后的幾年時間里,發現自己已成為從底格里斯河到印度河流域大片疆土的領主。這片疆土如此之大,已經不像是一個王國,而是一個帝國。他于是建立了一個王朝,稱塞琉古王朝(Seleucids),該王朝后來存在了近三個世紀之久。亞歷山大的勝利很容易被視作是一系列短期行為,他留下的傳奇也被視作曇花一現,但他的這些成就絕不是轉瞬即逝的:它們翻開了地中海和喜馬拉雅山脈之間那塊地域的歷史新篇章。
亞歷山大死后的幾十年,隨著古希臘的思想、觀念和意象逐漸傳入東方,人們目睹了漸進的但確定無疑的希臘化進程。亞歷山大手下眾將軍的后裔記得他們的希臘之根,并積極進行宣傳,比如說通過設立在貿易中心或農業中心的造幣廠所鑄造的錢幣。這些錢幣的樣式已經標準化:正面是當今統治者的頭像,卷發加王冠,而且像亞歷山大那樣永遠斜視著右方;背面是阿波羅的頭像,并標有希臘字母。
在整個中亞和印度河谷都可以聽到和看到希臘語。在阿富汗北部城市阿伊哈努姆(Ai Khanoum)——塞琉古建立的一座新城——的紀念碑上刻著來自希臘圣地特爾斐(Delphi)的箴言:

童年時,聽話;
青年時,自律;
成年時,正義;
老年時,智慧;
死去時,沒有痛苦。

據公元前200年左右巴克特里亞的稅務收據和士兵軍餉文件顯示,在亞歷山大死去后的一個多世紀中,希臘語一直都是當地的日常官方語言。的確,希臘語已深深滲透到印度次大陸。古代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Ashoka)頒布的一些法令都會附有希臘文翻譯,明顯是為了照顧當地說希臘語的人群。
歐亞碰撞產生的文化交流勝景令人驚嘆。在犍陀羅(Gundhara)谷地和印度西部,要到當地人對阿波羅的崇拜建立起來之后,佛祖的塑像才開始出現。佛教徒感覺受到新宗教的威脅,于是開始創建他們自己的視覺形象。事實上,不僅佛祖塑像的最早出現時間和阿波羅崇拜存在關聯,其外形設計也同樣如此,塑像似乎是以阿波羅的形象為模版,足見希臘文化的影響之重。在此之前,佛教徒從不愿拋頭露面、在外張揚,如今宗教競爭迫使他們做出反應、學習借鑒、改革創新。
今天塔吉克斯坦南部的石造祭壇上雕刻著希臘碑文、阿波羅的頭像以及精美無比的講述亞歷山大事跡的微型象牙鑲嵌,說明當今西方文化的滲透和影響有多么的深遠。其實在古代,來自地中海的先進文明也受到同樣的重視。亞洲的希臘人在印度得到廣泛的認可,科學發明就是其中之一?!跋ED人是蠻子,但天文學是由他們創造的,僅此一點就足以將其奉若神明?!薄顿柤炯罚℅ārgī Samhit?。┲械囊欢挝淖诌@樣寫道。
據古羅馬歷史學家普魯塔克(Plutarch)記載,亞歷山大要求一定要將希臘的神學遠傳至印度,這樣奧林匹斯山上的諸神才能在亞洲得到廣泛的尊崇。波斯一帶的年輕人從小就閱讀《荷馬史詩》,“唱頌索??死账购陀壤锉拥滤沟谋瘎≡姟?,遠至印度的人們都在學習希臘語。這或許就是為什么我們能從一些偉大的文學作品中發現借鑒跡象的原因。比如有人指出,偉大的梵文史詩《羅摩衍那》(Rāmāyana)就深受《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影響:悉多(Sita)遭羅波那(Rāva?a)綁架的主題與海倫(Helen)和帕里斯(Paris)從特洛伊私奔的主題非常類似。當然,影響和啟發是相互的,一些學者就認為,從《埃涅阿斯紀》(Aeneid)中可以看出很深的印度文學烙印,比如《摩訶婆羅多》(Mahābhārata)。思想、觀念和故事沿快速通道迅速傳播,經旅行家、商人和朝圣客不斷擴散。亞歷山大的征服行動為所及地域的人們開放思想鋪平了道路,也為邊緣地區的人們接觸新思想、新觀念、新意象提供了機遇。
就連荒野草原也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在阿富汗北部提利亞特佩(Tilya Tepe)發現的貴族墓葬中,那些制作精美的殉葬品明顯都來自于希臘藝術。在西伯利亞、印度以及更遠的地方,情況也是一樣??梢?,奢侈品是被運到了游牧部落,用以換取牲畜和馬匹;有時,這些牲畜也可作為換取和平的貢物。

將游牧草原與一個相互制約、相互關聯的世界聯系在一起的進程,因中國不斷增長的雄心而強化。在漢朝(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擴張的浪潮將中國的邊界推進到更為廣闊的疆土,并逐漸抵達當時所謂的西域(西方的疆域),也就是今天的新疆。這地方在甘肅的河西走廊——一條600英里長的通道,將中國內地和坐落在塔克拉瑪干沙漠邊緣的綠洲敦煌郡連接在一起——以西。從敦煌開始有南北兩條通道可供選擇,無論哪一條通道都有風險,最后它們在喀什(Kashgar)會合,而喀什恰好處在喜馬拉雅山脈、帕米爾高原、天山山脈和興都庫什山脈的交匯點上。
中國的疆域擴張將整個亞洲連在了一起。此前,這些交通網絡曾受到月氏,特別是匈奴人的阻礙。匈奴是中亞地區像斯基泰人一樣的游牧民族,他們一直引人擔憂,但又是重要的牲畜貿易伙伴。據記載,公元前2世紀時,成千上萬頭牲口都購自這些草原民族。漢人十分需要馬匹卻又經常得不到滿足,因為他們需要裝備有效的兵力,以確保中國內部的穩定,同時還要應對匈奴或其他部落的進攻和偷襲。來自西域的馬匹最為珍貴,部落酋長們可以從中賺大筆的錢。有一次,一位月氏國首領用馬匹換取了一批貨物,然后將貨物轉手賣掉,他的財富一下子翻了十倍。
最著名和最值錢的一個馬種繁殖于費爾干納谷地,即廣闊的帕米爾高原山地的邊緣地區,跨越今天塔吉克斯坦東部和阿富汗的東北部。它們的耐力令人贊嘆,一位漢朝的歷史學家說,就是龍族也敬它們三分。人們將其稱作“汗血馬”——源出其明顯的紅色“汗水”:或由于其身上的寄生物;或由于馬種皮膚太薄,奮力奔馳后容易出現血管破裂。一些特別精良的品種廣受喜愛,成為詩歌的題材,雕塑和繪畫的對象,并被稱作是“天馬”。有些馬甚至被帶著陪伴主人去往來生:一位皇帝的墓穴有80匹他所寵愛的馬陪葬,馬匹的墓地有兩座種馬的塑像和一座赤陶武士雕塑在站崗護衛。
匈奴人馳騁在中國以北的整片蒙古干旱草原,他們和漢人的關系并非一直和諧輕松。當代歷史學家將這些部落人群描述為野蠻矇昧,可以吃生肉,喝生血;有位學者還說,真的,他們是“被上天遺棄的民族”。漢人寧可向他們進貢也不愿他們進犯自己的城市。漢人常常派大使造訪這些游牧部落,這些大使從小就受過捕捉耗子、小鳥,甚至狐貍和兔子的訓練;皇帝還會禮貌地問候匈奴最高首領一向可好。在一套正式的朝貢體系下,漢人要給游牧部落提供許多奢侈的禮品——包括大米、美酒和紡織品——只求換得和平。中國最重要的貢品是絲綢,游牧部落極為看重這種絲織品,因為它質地好、分量輕,鋪床做衣都用得上。絲綢同樣是一種政治權力和社會權力的象征:擁有那么多的高級綢緞是單于尊貴身份的體現和恩賜侍從的重要方式。
為換取和平而付出的物資總量十分巨大。比如在公元前1年,匈奴共收到3萬匹絲綢和大約相同數量的原材料,另加370套衣物。一些漢代官員相信,匈奴人喜歡奢侈品,說明他們將一事無成,瀕臨滅亡?!叭缃衲銈円央x不開中國貨了!”一位特使毫不客氣地對部落首領說。他認為匈奴的習俗在發生變化,并且信心十足地預計,中國最終會贏,并征服整個匈奴國。
這是一種強烈的渴望。事實上,和平相處在經濟和政治上都需付出巨大的代價。不斷的進貢不僅是經濟上的負擔,也顯出政治上的軟弱。所以漢帝國決定一次性解決與匈奴的糾纏。首先奪取河西走廊,控制農業富庶的西域地區,接著經過近十年的多次征戰(結束于公元前119年)將游牧部落趕回他們原來的地方。河西走廊的西部是帕米爾高原,高原以西就是一個嶄新的世界。中國為一條橫跨大陸交流通道打開了大門——“絲綢之路”就此誕生。
疆土的擴張激起了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興趣。官員們奉旨對帕米爾高原進行考察并將記錄呈報朝廷。留存下來的史料之一就是《史記》,作者司馬遷,朝廷太史之子。他因替戰場上年輕氣盛的將軍辯護而被貶官、遭受宮刑,卻仍堅持不懈地完成他的歷史巨著。他以非常謹慎的態度審視印度、波斯和中亞地區的歷史、經濟和軍事狀況。他認為,中亞諸王國兵力虛弱,因為他們受到匈奴的威脅,這些野蠻人因被中國打敗而將注意力轉向了西方。這些中亞王國不通軍事,司馬遷寫道,卻善于經商,在商業繁盛的巴克特里亞都城可以看到各類物品被交易。
中國和外界的貿易交流也在緩慢開展。對于戈壁灘邊緣的通道,特別是玉門關(商隊西行的必經之路)以西通道的開拓并不順利。無論通道是經過塔克拉瑪干沙漠,還是跨越天山山脈或帕米爾高原,都必須穿越險要地帶,從一個綠洲到下一個綠洲,路途異常艱辛。極端的高溫也是一個巨大考驗,這也是巴克特里亞駱駝那樣彌足珍貴的原因,這些動物能忍受極其惡劣的氣候環境,對致命性沙漠風暴的到來非常敏感。它們在預感到風暴來臨時會“立即嚎叫著聚成一團”,商人和商隊見到后會馬上用氈布將自己的鼻口包裹起來。當然,駱駝在預測天氣方面也會出錯,人們在商路上??吹酱笈乃劳鲴橊労褪?。在這種艱難的環境下,必須有豐厚的回報才值得人們去冒巨大的風險。盡管四川的竹子和布匹可以出現在幾千英里以外的巴克特里亞市場,但更為關鍵的是,價格高昂的珍貴物品同樣能夠通過遠程運輸抵達這里。
貿易的主要產品是絲綢。除了讓游牧部落覺得它珍貴以外,絲綢在古代還扮演著諸多重要的角色。在漢朝,絲綢與錢幣、糧食一樣可以用作支付軍餉。某種意義上講,絲綢是一種最值得信賴的貨幣。鑄造足夠數量的錢幣是個難題,事實上,貨幣在當時的中國也尚未完全普及。在支付軍餉方面更成問題,飽受戰火的邊疆地區百姓抱怨不斷,那里的銅錢一文不值;糧食也會隨著時間腐爛。于是,成匹的絲綢經常被用作貨幣,或作為軍餉,或作為中亞佛教寺院懲罰犯戒僧人的罰金。絲綢作為一種奢侈品的同時,還成為了一種國際貨幣。
中國還為來自域外的商人制定了商業規則,創立了一套正規的管理體系。在離敦煌不遠的古代要塞懸泉置遺址中發現的三萬五千字文獻,生動地描述了這個河西走廊咽喉之地的日常商業活動。這些文字寫在竹簡或木板上,從其內容得知,進入中國的客商必須按規定的路線行走,他們將拿到通關文牒,也常常會被官員詢問,其目的是確定這些人最終能返回故里。像當代旅店的顧客注冊一樣,這些來客的信息均被仔細記錄:他們吃飯花了多少錢,來自哪個國家,什么身份,下一個目的地是哪里。
這不是帶著懷疑的眼光進行盤查,而是要準確地掌握什么人在進出中國,他們在中國都干了些什么,特別是(從關稅的角度)他們所攜帶的貨物的價值。體制的復雜性和早期的實踐展示出都城長安(現稱西安)是如何在面對一個似乎是越來越小的世界。我們通常把全球化看作是當代社會獨有的現象,但早在2000年前,全球化已經是事實,它提供著機遇,帶來了問題,也推動著技術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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